
全面推行私有制,还妄图推翻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机制,直白地说,就是要以经济改革为幌子,颠覆社会主义路线。所以,倘若我们迷信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,人亡政熄只是时间问题!但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点,他们总觉得市场自由就是效率,私有企业就是活力,公有制就是落后。尤其这些年,网络上充斥着一种声音:只要放开,民营资本自然能把一切做得更好,国家就该“退场”。这种论调表面上是改革、开放、进步,实则是对国家主权、公共利益的系统性瓦解,背后不是天真的经济幻想,而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渗透。时间回到1992年,苏联刚刚解体,俄罗斯政府在西方顾问的鼓动下,推出所谓“休克疗法”——也就是全面私有化。三个月内,全国价格放开,企业私有化,国家“退到幕后”,当时舆论一片欢呼,认为这是走向市场经济的“捷径”,但结果是,整个国家几乎崩溃。到1994年,俄罗斯GDP暴跌了40%,通货膨胀一度高达2500%,数千万普通人把一生的积蓄变成废纸。最可怕的是,大量国有资产被少数人以极低价格买走,最终形成了寡头集团——他们控制了能源、银行、媒体,甚至操纵政局。一个原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强大国防的国家,在短短几年内,被“市场万能”的口号掏空了骨架。直到今天,俄罗斯的寡头问题依然没有解决,国家依靠出口资源维持财政,深陷对外依赖的泥潭。拉丁美洲也一样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拉美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的要求下,大规模私有化国企,开放金融市场,削减社会福利。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是“让市场解决一切”,阿根廷、巴西、墨西哥,这些国家都曾是“改革样板”,但最终都陷入了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。墨西哥曾经拥有强大的国营石油企业PEMEX,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,被迫引入外国资本,签署了大量不平等条约。结果是资源流失,技术没学会,利润却被跨国公司拿走。到2018年,墨西哥不得不重新修法,把锂矿等战略资源收归国有,算是对过去“市场化”的一次反击。这些例子都在说明一个问题:私有化不是灵丹妙药,它在很多时候,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。一旦放开控制,资本不会自动变得理性,它会本能地追逐利润,甚至不惜撕裂社会、绑架国家。中国的市场改革,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,我们不是“放弃”,而是“优化”;不是“撤退”,而是“重构”。国家从未退出过关键领域,而是在不断强化对能源、金融、基础设施、国防等领域的管控。还记得2020年初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谁在最前线?是国有企业。两座医院在十天内拔地而起,医疗物资昼夜不停送达各地,铁路、航空、电力、通信全部保持畅通。如果当时是全面私有化的体系,谁来修医院?谁来保物流?谁来负担亏损?私营企业可以灵活,但它们无法承担系统性风险。再看技术领域,中国高铁、5G、核电、航天,这些都是国有资本主导的结果。没有国家的集中投入,没有国企的长期布局,我们能不能从芯片到卫星都实现自主可控,根本没法保证。新质生产力,不是靠拼命压榨员工、压低成本得来的,而是靠系统性科研、产业链协同、长期主义的战略眼光。当然,国有经济也不是完美的,它确实存在效率问题、激励机制不灵的问题,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,不是把它“私有化”,而是通过改革提升治理能力。现在的改革方向,正是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功能优化”,让国有资本集中到关键领域、前沿产业和公共服务上去。要增强核心功能,提升核心竞争力,这不是“退场”的信号,而是更精准、更高效的“进场”。英国2019年提出将铁路、电力、水务等重新收归国有;美国在疫情后扶持半导体产业,出台《芯片法案》,提出“国家安全优先”。资本是逐利的,它需要制度的约束,需要公共权力的引导,否则,它会像水一样,流向最容易获利的地方,而不是最需要资源的领域,它会投资炒楼、投机,而不是搞基础科研、基础设施。有些人打着“改革”的旗号,实则是想把国家的核心资产切割、转移、私有化。他们不直接喊政治口号,但每一个经济主张,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倾向。他们不说要推翻制度,但每一步政策建议,都是在削弱国家的调控力和公共治理能力。这种“经济包装下的政治操弄”,才是真正危险的地方。我们不能迷信“看得见的手”或“看不见的手”某一方,中国的发展经验说明,最有效的,是“双手合作”——国家主导+市场机制。今天我们讨论经济改革,不只是GDP怎么增长、企业怎么盈利,而是讨论这个国家制度的稳定性、方向感和战略安全。新自由主义不是理论问题,是路线问题,经济上的“自由化极端主义”,最终会转化为政治上的“无政府主义”。中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,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“公有制为主体、国有经济为主导”的制度框架。未来的路还很长,但有一点,我们必须坚定:不能搞“全面私有化”,不能走“新自由主义”的老路。

来源:百态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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